2015十大图书·榜评：追寻法律文明秩序

　　2015十大图书榜评

　　追寻法律文明秩序

　　林海

　　《周末》“2015十大图书”榜单出炉，提醒年末将至。这种时刻，总会怀疑自己和这个曾经“年轻”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又徒然老去一岁。然而，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会让我们突然发现，法律人努力寻求的，实际是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舒坦自在的无忧之乡。追寻虽然让我们殚精竭虑、忧心忡忡，然而同时，它也毫不吝啬地回馈以稳定的预期、职业的，让人可以安宁地入眠，带着期冀地醒来。

　　回不去的“故乡”

　　有趣的是，今年榜单中的四席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刻。无论是陈新宇的《寻找法律史上的者》，还是董彦斌的《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抑或李贵连、孙家红所编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以及《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人的观》，所回顾的都是那个曾经繁华精彩、又充满变数的时代。毫无疑问，它们都是书写近代史片断的佳作，通过观察晚清的社会转型和法律，体会这个古老国度法制现代化的努力和艰辛。

　　孙家红曾为陈新宇的《寻找法律史上的者》写书评《寻找法律史上的者意义何在？》。文中，在谈及近代法律界时，语气并不客气，他说：“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人，从积极方面言，或可谓恒河沙数，灿若繁星；从消极方面言，则可谓鱼龙混杂，大浪淘沙。”自晚清以降，法律建设和发展确实因“西风东渐”而焕发新生。然而“城头变换大王旗”，动荡的时局里既摆不下平静的书案，也摆不下安稳的审判台。“六法体系”虽然初具，却远不及军令政令强蛮有力。研究尽管经典频出，却难免被蔡枢衡先生为“质低量微”。

　　应该说，那个时代或许并不那么美好，即使隔着时间之纱，因距离产生了美，也谈不上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人们之所以喜欢追寻旧时光，一方面，用孙家红的话说：“关于清末题材的书籍十分抢眼恰恰反映出当下存在一些难言和难解的弊端。”另一方面，用董彦斌在《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一书中的说法，则是因为那个时代虽然不完美，却蕴藏着重大的变革：“在后续岁月里，这些变革有的变成了制度传统，有的变成了思想传统，有的变成了新的制度变革的参照系，不仅影响了整个20世纪，还影响了当代，并将影响到我们能预见的未来。”

　　对此，董彦斌引用了诗人顾城的话：“时代来去如风，故园荒草如金。”无论对谁来说，变革都“何其难哉，如何因应国情而不是生硬移植，如何突破阻力而又平和推进，如何面对危局而又受命不迁，既需要变革者的智慧，也需要勇气和耐力。”因而，虽然他坦言清末民初的初建，“许多变革和建构还是失败了，然而失败的故事是好看的，失败者的内心，闪耀着感之光。历史给失败者授予勋章。”

　　因而，在中国进程走了一百年的今天，那些上世纪末曾经力争“水治”“刀制”的人们，已经年轻不现。这一刻，他们在心理上突然能与前辈们感同，开始不再于“法国大、英国大宪章和美国大”，而是将目光投向“百年前的中国大、中国大宪章和中国司法制度”(董彦斌语)。

　　这种同、同此心的感觉，不仅体现为理解前人，还体现为我们开始能够理解作为“他者”的人，在面对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时的复杂心态。人系统性观察，源于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在前往中国的漫长途中，马戛尔尼使团副使老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时年12岁)得以初次接触。

　　小斯当东后来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英译本，从此成为传递中律文化的桥梁。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大清律例》，他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清律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和执行情况，并且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认识和理解这篇文章就收录在编写的《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人的观》之中。

　　《中国丛报》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成熟的英文期刊，也是早期交流的主导性媒介。其中关于的文章不少。从中可以看到，19世纪人如何评述、和社会体制的。

　　公允而言，尽管在当时与差距甚远，但仍然是被“不地低估了”。人不断强调的漏洞和“”，并以此为据，落后、不应当适用于涉外案件这又为裁判权的确立提供了依据，并对中国司法主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1833年，时任英国议员的小斯当东，也以落后为由，向提出了在华设、以便审理在华英国人案件的提案。裁判权给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人民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但是，如果从整个法律近代化的客观进程来看，这一耻辱或许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人对自己法律的反思”，并且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法律变革，并启动了那个近代化的“盛世”。

　　星空下的世界可以更美

　　如果说怀念清末民初，是因为当前社会的一些转型难题，那么图书大量地将笔墨投诸“应然”领域，或许也折射了人们对于现实法律实践的另一重担忧。曾经有一个时期，图书和研究更多地“少谈主义，多讲问题”。书名也大多是“长三角劳工纠纷处理模式”“西南地区民族法律问题研究”“东北重工业转型中的产权诉讼”或“人民币贬值时期理财保值的法律保障”等。然而，从今年的榜单来看，颇值玩味的是，其中六席都有着“仰望星空”的特点。

　　郭道晖的《论要》、李猛的《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吴经熊的《之源泉：自然法研究》、李步云的《新：李步云录》、於兴中的《东西》以及何帆译的《能为做什么：美国著名录》，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向的星空，以期对现实的中国提出、帮助和解答。

　　“、、、自然法”这些经典的宏大话语，第一次集中地出现在图书领域，似乎还是在1980年代。特别是1982年，《中华人民国》再次宣告“任何享有和法律的”之后，对于法律是什么，如何保障，自然法是否高于实在法，学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的时代》《法辩》等著作，即是那个时期思想激辩的产物。

　　应当说，1980年代的激扬讨论，确立了过去三十年、社会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法律大厦的基础。财产不可、契约应当尊重，因而民商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被告人也享有，程序需要保障，刑事诉讼法得以渐渐有了今天的模样。这一切来得并不容易。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会相信，《概要》的作者郭道晖先生在1991年所撰的《论的阶级性与普遍性》一文，首次在国内提出“超越阶级”，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然而，这并不是在说，今天回到了当时那个需要启蒙的时代。事实上，规则体系、职业分工和研究深度早已今非昔比。过去三十年建构起来的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从积极的角度说汗牛充栋、章制齐备。过去三十年法律职业的发展，也远非那个时候能够预计。研究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和自然法这些宏大叙事语词，而进入了对于现实法律问题的回应，甚至在某些领域，建构着新的市场秩序和发展趋势。例如，在证券法领域，一部新规则往往意味着无数的商业模式创新。而当这些商业创新复杂新颖到了这部规则不能包容的程度时，新的规则又会再度出现，并创造新的商机与战场。这样的良性互动，在各个领域都并不少见。

　　因此，在这个时代重新关注“应然法”领域，应该理解为一个，一次再出发：现有的规则体系需要更高的法律予以引领。用於兴中在《东西》中的话说，在今天“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种理想、若干原则或制度，而是一种文明秩序，可以称之为法律文明秩序。建设就意味着开发并建立法律文明秩序”。

　　“”和“自然法”也是一样，人们不再去空泛地谈要或者不要，而在用可以量化的规则体系，来实现不同类型的价值追求，并在各类价值的权衡取舍中，寻找全体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具体的和可见的“自然”。

　　在现有的条件下追寻，需要克服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现实的和历史的障碍。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再次被证明有借鉴的价值。如何实现制约、利益平衡、程序确定，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在本身亦是最高的何帆看来，这个时代需要“为做些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于重回“大词关注”的时代、只知道宏大叙事的担忧，或许可以放下。因为，们每天处理的，是现实生动接地气的问题，他们最为关注法律实施和运用，每天都在从现实困境迈向目标。毕竟，的程度越高，作为一个职业，与自尊越能得以保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与有关的录，是由五位共同翻译、献给去世一周年的同行邹碧华的纪念因为，顺遂这个国家的梦，将会是所有法律人的愿望；因为，在那片星空下，他们可以安宁栖居，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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